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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有关问题

作者:来源:更新时间:2015-1-11 15:19:36浏览次数:1170
 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有关问题

林仁华

汇川区人民检察院

摘要:2006629我国《刑法修正案(六)》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扩充到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由此2007116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改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本罪的设立,对于司法机关依法惩治公司、企业和其他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司法实践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需要通过立法加以完善。

关键词:非国家工作人员 受贿犯罪 立法完善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非国有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在数量、实力、活动领域等方面不断扩展,如各种私立的医院、学校、科研机构、文化团体等逐步壮大,在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贿赂的行为呈愈演愈烈之蔓延趋势。为有效打击日益严重的商业贿赂行为,适应反腐败工作形势发展的需要,2006629我国《刑法修正案(六)》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扩充到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2007116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三)》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改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这些规定弥补了《刑法》关于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主体规定之不足,有力地推动了司法机关惩治贿赂犯罪工作的开展。但是,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立法上加以完善和解决。

 一、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犯罪主体解析                 

 在我国,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有国有和非国有之分,因此,笔者拟从国有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有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国有单位中非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界定

 国有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在国有单位中非从事公务的其他人员。何为从事公务?学者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1)从事公务是指依法履行职责的职务行为及其他办理国家事务的行为。[1]2)从事公务是指依法所进行的管理国家、社会或集体事务的行为。[2]3)从事公务是指在国有单位中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等职责。(4)从事公务是指代表国家对公共事务所进行的组织、管理、监督等活动。”[3]这些观点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比较局限、不全面。笔者认为公务有以下特点:(1)具有依属性,依附于国有单位;(2)具有管理性;(3)具有国家代表性;(4)具有强制性。据此,从事公务就其范围而言,仅限于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或者是受上述国有单位委派在非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就其性质而言,是指在国有单位或者受国有单位委派在非国有单位中行使组织、领导、监督、管理职能。

 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公务不同于劳务。所谓劳务,一般是指直接从事具体的物质生产活动或者劳动服务活动,劳务既可以是体力劳动,也可以是脑力劳动。公务活动是一种带有管理性质的活动,从事公务者处于管理者的位置,而劳务活动则不具有管理职能,从事劳务者处于受管理者的位置。公务包含国家权力,从事公务就是依法行使国家权力,而从事劳务则不包含国家权力。另一方面,公务与职务也不同。所谓职务,在一般意义上,是指“职位规定应该担任的工作”。从法律意义上讲,职务意味着获得一定的法定身份,并有权代表国家、集体或者社会团体执行一定的具有管理性质的事务。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中均存在着职务,职务的范围比较广泛;而公务则仅指代表国家执行具有管理性质的事务,因此公务的范围比较狭窄。当然,从事公务自然拥有一定的职务,正是拥有职务才产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犯罪的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应是指受国家任命、委派,代表国家行使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能,从事着公务活动,如政府领导、国有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国有社会团体的相关负责人,国有公司或企业的董事、监事等。而国有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则是指除上述人员以外的其他人员。

 但是否国有单位中的所有非国家工作人员都能成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呢?对此不能一概而论,仍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国有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可作以下划分:1)纯粹从事具体劳务活动的人员 所谓劳务,是指直接从事具体的物质生产活动或劳动服务活动,劳务既可以是体力劳动,也可以是脑力劳动。如直接从事生产、运输或者其他劳务性活动的工人、门卫、打字员、收发信件的传达室人员等。我们知道,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客观上要求行为人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里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行为人自己主管、经手、或者参与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业务的便利条件,是行为人利用自己职务上的便利。而这里的单纯从事劳务活动的工人、门卫、打字员等,没有从事相关的管理活动,没有主管、经手或参与公司、企业业务的便利条件,所以这类人员不能成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2)非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工作又非单纯从事劳务的工作人员。这类人员所从事的工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如售票员、售货员、收款人员、班组长、教师、医生等。这类人员并没有在国有单位中担任领导职务,从事相关管理活动,但因其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其工作本身就有一定的职权或权力,能够借此从事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但这里的职权或权力不是指组织、领导等权力。如售货员,其一方面从事相关具体的劳务,负责货物的销售,但另一方面,他掌管着货物,有一定的销售权,当某种货源紧张,这时就可能有人给售货员一些财物,从而尽可能的多购买这些紧缺货物。在此情况下,该售货员利用了自己职务上售货的便利,为他人谋取了利益,索取或收受了他人财物,进行了权钱交易,就构成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3)从事一定的组织、领导、管理等工作但又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普通管理者。 但是,在国有单位中从事组织、领导、管理等工作的人并不必然就是国家工作人员。那些虽然在国有单位中的从事一定的组织、领导、管理工作,但其职务不是国家行政主管部门任命的普通管理者,其身份仍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其利用职务之便,索取或收受贿赂数额较大的,应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论处。

(二)非国有单位中非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界定

 非国有单位可以分为国家参股或控股的公司、企业和无国家参股或控股的公司、企业和其他单位,也应注意区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犯罪主体。          

1、国家参股或控股的公司、企业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1)国家参股或控股公司中除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外的其他从事管理的人员。有学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非国有公司、企业中受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有三种:一种是在具有国家资产成份的公司、企业中,国有单位为行使所有权而委派的人员;一种是在国有企业改制后的企业中从事管理工作的原国企人员,不管是否履行委派手续,均应视为从事公务的人员;[4]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上述人员不能因为他们来自国有单位、行使一定管理权,就认定为受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真正属于受国有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只限于董事、监事,其他人员都不能视为受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5] 笔者赞成第三种观点。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国有公司、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原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和股份有限公司新任命的人员中,除代表国有投资主体行使监督、管理职权的人外,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我国《公司法》也规定,股份公司的股东拥有选择管理者的权利,这个权利是通过在股东大会上选举和更换董事、监事来行使的;公司经理是由全体董事组成的公司董事会聘任的,向董事会负责;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则由公司经理提名,由董事会聘任。可见,国有单位相对于受委派人员所在的中外合资、合作企业而言是股东,在这些企业中,属于国有单位委派的人员范围也应只限于董事和监事。国有企业可以改制成中外合资企业,也可以是股份制企业等,不管改成什么形式,改制后的企业管理人员有三个主要来源:一是作为国家代表,代表国家在企业中行使相关管理职权,无疑是受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二是由改制后的企业聘请原国有企业中从事领导、管理、监督工作的相关人员担任部门经理、业务主管、财务负责等人员。这时的聘请是由改制后的企业来决定,而改制后的企业所有者除了国有单位外,还可能有私人投资者甚至外国投资者等;是由公司决策机构如董事会来决定的,是一种多元意志的体现,不仅仅体现国有单位的意志。这类聘请的管理人员不再是代表国有投资主体行使相关的管理、监督职权,不能视为受国有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三是由改制后的企业所聘请的非来自原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这类人员也不能视为国家工作人员。所以,笔者认为国有企业改制后的企业中的真正属于受国有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只限于董事、监事,除此之外的其他管理人员,如公司经理,财务主管,销售主管等,都是非国家工作人员。2)非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工作又非单纯从事劳务的工作人员。 这类人员如会计、收账、出纳、保管、车间主任、班组长、医生等,只从事有关技术工作和付出一定的体力、脑力劳动,在国家控股或参股的公司、企业中,只是一般的普通职员,不可能由国家主管部门任命或委派。但因其工作有一定的特殊性,有条件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所以,此类人员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主体。(3)纯粹性地从事劳务活动的人员。这类人员不能成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的主体。

2无国家参股或控股的公司、企业和其他非国有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可分为三类:一是从事主管、分管、经管等管理活动的管理层。如公司、企业的董事长、财务经理、销售经理;民办医院院长,民办学校校长;各种协会、学会、联合会、研究会、商会等社会团体的会长等。这类人员在相关的领导岗位,从事相关的管理活动,有相应的职权,完全有能力、有机会利用自己主管、经手、或者参与公司、企业业务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从而收受或索取他人财物,所以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主体。二是非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工作又非单纯从事劳务的工作人员,如采购人员,收账人员等,也由于其工作的特殊性,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主体。三是纯粹性地从事劳务活动的人员,不能成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主体。

 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客观方面解析

 (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否存在间接的问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否包括间接利用本人职权,即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目前不同的观点有: 一是广义说。(1)直接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即依照规定属于该人担任职务范围内所享有的主管、分管、决定、处理以及经办某事务的权力。(2)行为人并非直接利用本人职权,而是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公司、企业或单位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而本人从中索取或非法收受财物,即间接受贿。[6]二是狭义说。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自己主管、经管、控制或者参与某项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经营活动所形成的便利条件也就是直接利用本人职权,而不能理解为包括间接利用本人职权。[7]对于间接受贿,司法解释目前尚没有明确的规定,依据罪刑法定原则,不能类推成立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间接受贿行为,如将《刑法》第383条视为是注意规定,则《刑法》第163条规定的利用职务之便可以包括间接利用职务之便;如认为是拟制规定,则非国家工作人员间接受贿是不构成犯罪的。一般认为,《刑法》第383条是拟制规定,而非注意规定,笔者也赞成此观点,且相关司法解释目前对此还没有明确规定为犯罪。但从应然角度,笔者更赞成广义说,认为应当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的斡旋受贿行为为犯罪行为,因为事实上的确存在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自己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况。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18条影响交易罪第2项规定:“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员为其本人或者该其他人员滥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公共机关获得任何不正当好处的条件。”两者相比,我国刑法只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的斡旋受贿行为,但对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在商业活动领域中的斡旋受贿行为却未作出规定,这与公约存在一定差异;现实生活中,也普遍存在公司、企业或其它单位工作人员利用自身职位所形成的影响力为他人谋取利益,并从中获取好处的事实。因此,应予完善这方面的相关规定,从而更有利于打击这方面的违法犯罪行为。

 (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客观要件争议

 “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客观要件还是主观要件,刑法理论争议主要有三种观点:(1)“主观要件说”认为,只要行为人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图,无论谋利行为是否实施,利益是否谋取到,都不影响本罪的成立;[8]2)“客观要件说”认为,行为人利用职务的便利收受了他人的财物,只有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了利益才可构成本罪;[9]3)“新客观要件说”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虽然是本罪客观方面的必要条件,但并非是必须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更不能理解为要求实现谋取的利益。

 笔者认为,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评价为本罪的主观要件是不妥当的。因为这种观点与我国刑法关于犯罪的主观方面的规定是不相符合的。首先,从我国刑法分则关于犯罪主观方面的规定来看,它通常是以“以……为目的”、“过失”、“明知”等方式来表示的。但从刑法分则第163条第1款的表述来看,显然看不出来“为他人谋取利益”具有主观性的特征。如果解释为主观要件的话,则刑法的表述应用“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目的而索取或收受财物”的方式来表述。其次,如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评价为主观要件的话,在司法实践中将无法操作,因为单纯的主观思想,如果不通过客观行为表现出来,那只有行为人自己清楚而无法用证据去证明;如果认定“为他人谋取利益”是主观要件,很容易造成司法上以“口供”定罪的状况。一旦行为人通过客观行为表现出来,则“为他人谋取利益”就不仅仅是主观上的东西,而是客观要件了。所以 “为他人谋取利益”不是本罪的主观要件,而是本罪的客观要件。

那么,这一客观要件究竟是要求行为人确实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还是只要有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就足以了呢?笔者认为应当以后者为妥。20026月《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的行为。具体而言,“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以下四种情况:(1)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尚未实际进行;(2)正为他人谋取利益,尚未获得成功;(3)已为他人谋取了部分利益,还未完全实现;(4)为他人谋取的利益,全部满足了他人要求。[10]本罪与受贿罪不同的是:受贿罪中的主动索取不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必要条件,非法收受贿赂则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必要条件。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不管是主动索取还是被动收受贿赂,都是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必要条件。这是因为两者的社会危害性不同,法律对他们的要求也不一样,这正是法律平等性的体现。

 (三)贿赂内容的争议

 目前,在世界各国和我国刑法界的不同观点有:(1)财物说认为,贿赂的内容应该严格的限定在金钱和物品的范围内。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非物质性的利益不属于贿赂的范畴。[11]2)财产性利益说认为贿赂的内容不应该只限定为财物,还应该包括其他不具有具体形状但是能用货币来衡量的财产性利益,如免除债务、设定债权、提供劳务或者是担保等等。[12]3)利益说认为,贿赂包括财物和可以用货币来计算其价值的财产性利益,以及其他的非财产性的不正当利益,如与异性发生性关系、提供工作机会、安置亲友就业、升学、提升职务等等。[13]

第一种观点从文字上理解贿赂主要是财物,而财物就是金钱或者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物品。这是我国刑事理论界早期的通说,现在主张这种观点的学者已相对较少。此说存在严重的不足:用金钱或者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利益只是贿赂范围的一部分,不能全面地概括贿赂的范围,从而导致很多应该定罪的犯罪行为遗漏在法网之外。

第二种观点认为贿赂包括财物和其他物质性利益,但不包括其他非物质性利益。20081120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规定:商业贿赂中的财物,既包括金钱和实物,也包括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如提供房屋装修、含有金额的会员卡、代币卡(券)、旅游费用等,具体数额以实际支付的资费为准。从中可以看出,两高对财物的观点是持财产性利益说的。但在现实中还存在着一些特殊的非物质性利益,如性贿赂、调动工作、安置就业,升学就业、迁移户口等,这些是无法用现行刑法的标准来量度的。对此不加惩治,有违社情民意。

从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来看,第二种观点是正确的,但从应然层面看,笔者更倾向于第三种观点。第三种观点认为贿赂的内容不应该只限定为财物,还应该包括其他不具有具体形状但是能用货币来衡量的财产性利益以及其他的非财产性的不正当利益。在现实生活中,以非财产性利益变相受贿行贿现象比比皆是,如与异性发生性关系、提供工作机会、安置亲友就业、升学、提升职务等等,尤其是性贿赂,更是现在激烈商战中经营者惯用的手段,而且行之有效。如果将些贿赂行为排除在贿赂犯罪之外,将极不利于打击这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并且日益猖獗的贿赂行为。“财物说”和“财产性利益说”不能反映我国贿赂犯罪的全貌,腐败分子的欲望不仅限于满足物质需要,更重要的还在于满足精神需要。同时,将贿赂内容的范围扩大,也是国际趋势。《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贿赂是指“不正当好处”,也就是相当于我国的不正当利益,可以是物质性利益,也可以是非物质性利益。我国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之一,就应该履行缔约国国际法义务,将其有关内容吸收进国内法。但是,由于受贿罪是数额犯,对于那些非物质性利益的贿赂,目前无法从金额上加以认定,这是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

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立法完善建议

(一)立法扩大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贿赂内容范围

 20081120两高《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将贿赂的范围由财物扩大至财产性利益,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对打击日益泛滥的商业犯罪行为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笔者认为财物内容的范围仍然较小,没有将非物质性利益:诸如性贿赂、调动工作、安置就业、迁移户口等包括在其中。这些现象确实在现实生活中存在,而且很多贿赂行为就是以此为内容的。如果将这些贿赂内容排斥在外,将会直接导致以这非物质性利益进行贿赂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不利于惩治腐败。受罪刑法定原则限制,司法解释无权作出违反刑法的解释,只有修改刑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对商业受贿打击不力的法律障碍。故建议在我国《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关于贿赂犯罪的条文中,增加收受“财产性利益或不正当好处”的规定。

(二)增设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间接受贿行为为犯罪行为

 建议《刑法》第163条增加一款规定:“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收受请托人财物、财产性利益或其他不正当好处的,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论处。”

(三)增设罚金刑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是一种贪利性的犯罪,仅对其判处自由刑显然不足以遏制其再次犯罪,只有对其判处财产刑,才能达到剥夺犯罪所得和遏制再犯的双重效果。因此在设置刑罚的时候应该抓住其要害,重视罚金刑的设置。笔者认为,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惩罚,建议设置罚金刑,可与没收财产并处。

(四)增设资格刑

现代的资格刑已经远远超出了公权的范围,涉及到包括剥夺荣誉称号、剥夺一定的权利、禁止担任一定的职务、禁止从事一定的职业等等,多种多样。资格刑的法律效果主要表现在它的社会防卫功能上。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中,犯罪分子之所以能实施本罪的行为就是因为其具有特殊的身份,当犯罪分子利用这一身份所带来的便利实施犯罪时,剥夺其资格就等于取消了其再犯的能力。可见,身份和本罪密切相关,而现行刑法关于本罪刑罚中却没有资格刑的规定。因此,笔者建议立法上对本罪设置资格刑,如剥夺荣誉称号、剥夺有关资格以及一定时期的从业禁止等等,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远期效应。

编辑:朱先坤



[1] 敬大力主编:《刑法修订要览》,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48页。

[2] 侯国云、白岫云:《新刑法疑难问题解析与适用》,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页。

[3] 赵秉志等:“论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界定”,《法律科学》,1999年第5期,第119页。

[4] 孙力:《公务活动中犯罪界限的司法认定》,北京:中国检察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

[5] 任进强:“再谈受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人民检察》,2002年第5期,第11页。

[6]参见林维著,《妨害对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罪的认定与处理》,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参见但伟著,《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的定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60页。参见孙力主编,《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页。参见马克昌主编,《经济犯罪新论—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191页。参见张国轩著,《商业犯罪的定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页。参见陈兴良主编,《罪名指南》(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

[7]参见郑齐猛,蔡军,《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新探》,《许昌师专学报》,2002年第4期,第106页。参见张俊霞,《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新探》,《中州学刊》,2002年第3期,第181页。参见蒋小燕,《浅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理论月刊》,20036期,第86页。

[8] 陈兴良主编:《刑法疏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29页。

[9] 刘家琛主编:《新刑法条文释义》,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679页。

[10] 参见马克昌:刑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18页。

[11] 张辉:《受贿罪中有关贿赂物范围的探究》 载《中国民营经济与科技》20063

[12] 张辉:《受贿罪中有关贿赂物范围的探究》 载《中国民营经济与科技》20063

[13] 张辉:《受贿罪中有关贿赂物范围的探究》 载《中国民营经济与科技》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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