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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自首中“自动投案”的两点思考

作者:来源:更新时间:2015-1-11 15:19:36浏览次数:903
 关于对自首中“自动投案”的两点思考

  贵州省凤冈县人民检察院   秦  伟

  自首,是指犯罪嫌疑人犯罪之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行为。各国刑法均对自首的设立、适用作出了较为严密的规定,在概念上虽有一定的差异,但其设立的本意都几乎相同,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鼓励和引导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悔过自新,减少社会危害;另一方面,使得司法机关能及时查明案件,避免殃及无辜,节省司法资源。这既是设立自首制度的依据,也是设立自首制度的目的。为了进一步保证司法机关能正确认定自首,确保法律的正确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了《关于处理自首与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关于处理自首与立功的解释》)、《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以下称《关于处理自首与立功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这三份司法解释是当前司法机关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自首情节的主要依据。自首制度作为我国刑法中量刑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处理自首,对于保证刑法准确实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根据自首的含义,自首可以用以下模式表达:自首=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罪行。通常情况下,实践中认定行为人是否如实供述罪行无太大的分歧。但是,关于何种行为为自动投案则争议颇多。如何把握自动投案,首先应理清自动投案的含义。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现,或者虽被发现,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司法机关调查谈话、询问,或者未被宣布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未被群众扭送时,主动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的合法控制下,自觉接受司法机关的审查的行为。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纷繁复杂,并不一定会按照这些内容规定的形式出现一样的个案,以致于实务部门对同类案件关于“自动投案”的认定有一定的偏差,进而造成认定自首的模糊化和随意化。本文拟从实践中所遇到的案例着手,简要对自首中的“自动投案”作以下探讨,望各位同仁不吝指正。 

  一、如何认识投案的“主动性” 

  案例1:甲与乙共同故意实施伤害并致人死亡,犯罪后甲向公安机关投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乙则回到自己家中,经公安机关对甲进行审讯时发现,乙也系本案的犯罪嫌疑人,公安人员遂通过电话告知乙的父亲(乙系未成年人)让其带乙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乙与其父亲到公安机关后,公安机关出具传唤通知书并由乙及其父亲在通知书上签字,乙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乙的行为是否系自首,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当认定其为自首,其理由主要基于乙系公安机关电话通知,乙在接到该信息后在仍有潜逃的条件下,仍自愿将自己置于公安机关的控制范围之下,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若乙接到电话后知道自己罪行败露,遂逃离,后又向公安机关投案反而会被认定为自首,这样与直接到案的处理结果不一定影响投案的积极性,继而不利于案件及时侦破、审判,因此应当认定其为自首。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对乙不能认定为自首,其理由如下:公安机关通过电讯方式通知乙到案,实质是公安机关对乙的传唤,即公安人员已经发现了乙某的犯罪事实,现只是对乙进行传讯到案,虽然无公安人员到乙住处对其进行传唤,但电话通知只是一种不同于其他形式的信息传达方式,乙虽系自行到公安机关,但其缺乏主动性,乙的到案应系公安机关传唤的结果,不能将自动到案等同于自动投案。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考查行为人是否系自动投案,应着重把握投案时间、投案对象和投案方式。就本案而言,公安机关经过对甲的讯问,已基本查实乙也参与实施了本案,案件的基本事实公安机关业已查清,公安机关继而通过电讯方式通知乙到案,公安机关的电话通知行为应系传讯行为,因此,乙缺乏投案的主动性。同时,根据《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处理本案的分歧在于公安机关的电话通知乙到案是一个什么行为?笔者认为该行为应视为讯问的一部分,即通过嫌疑人到案接受进一步的讯问,因而在公安机关已基本查明案情的情况下,该电话通知的情形应视为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所以乙的行为不符合自动投案的主动性,不能将其认定为自首。如乙的犯罪事实未被公安机关发现,仅因公安机关的一般调查、询问时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应当认定其为自首。反对笔者观点的人会认为这种解释有牵强附会之意,若乙当时逃跑后又向公安机关投案,反而会认定其为自首,这种行为的危害性不亚于接通知后直接到案,因此应当认定其为自首。笔者认为,关于是否自首以及以何种方式自首均可以反映出嫌疑人的人身危险程度和悔罪程度,有的犯罪分子作案后就向司法机关投案,有的则在潜逃数年乃至数十年后才予投案,对这两类自动投案的犯罪嫌疑人,笔者认为在量刑时应当予以区别对待,刑法规定对自首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罪行较轻的甚至可以免除处罚。司法工作人员在进行量刑裁判时,应当把握好从轻、减轻的幅度,对于潜逃数年后的犯罪嫌疑人可适当从严把握从轻幅度,而案发后立即投案自首的,可将从轻、减轻的尺度适当放宽,这种处理方式反而会进一步激励、敦促在逃人员能早日向司法机关投案。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不能仅以行为人是否具有逃跑的条件而决定行为人是否有自首行为。当然,乙虽不具有自首情节,但乙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也可以对其从轻处罚。这样的处理方式不仅能够保证处理案件的公平正义,更能彰显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案例2:王某因琐事持刀故意将被害人砍伤,因被害人的伤势特殊,无法立即作伤情鉴定,公安机关遂决定先对王某取保候审,王某向公安机关交纳了保证金。王某在取保候审期间,未经有关机关批准便擅自外出,后法医学鉴定机构将被害人的伤情评定为重伤。对此,公安人员遂与王某联系,王某称自己在外省,公安人员便规劝其主动到案,王某承诺后主动回到案发地公安机关。 

  对于王某的行为,也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当认定其为自首,其理由是以王某在能潜逃的前提下而自动投案,节约了诉讼资源;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王某的行为不构成自首。笔者认为王某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自首,其理由是:王某在取保候审期间,未经公安机关批准而外出,其行为已违反了《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取保候审的相关规定,公安机关通知其回到案发地,王某应在接到传讯后积极到案,这是王某在取保候审期间应尽的义务。如果将此类行为都认定为自首,无疑是鼓励在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期间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这样反而会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恶意利用自首来规避自己的法律责任。对于恶意规避法律责任的,即使是自首也不应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笔者认为,对王某的行为不但不应认定为自首,反而应对该行为予以法律制裁。就本案而言,对于王某违反取保候审的行为,公安机关可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决定对王某行政拘留,同时,也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决定没收保证金,责令王某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变更为监视居住、逮捕等强制措施。 

  二、如何区分“形迹可疑”与“犯罪嫌疑” 

  案例3:某日晚,申某、蒋某、唐某着保安制服冒充公安人员在X县某公路上“查缉”车辆,在“查缉”的过程中,对无牌无照且较旧的二轮摩托车当场进行“罚款”后放行,对于较新的二轮摩托车则予以“没收”,并对驾驶人谎称次日到交警大队接受处理。随后三人驾驶着两辆“没收”所得的二轮摩托车离开现场,后被害人发现自己被骗,遂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当地公安机关接警后出警追击未果(未向邻县公安机关发协查通报)。申某等三人驾驶摩托车欲到外地销赃,当途经Y县时,因一摩托车爆胎,便在Y县某修车铺修理该摩托车,Y县公安民警在例行巡逻时见三人鬼鬼祟祟,形迹较为可疑,遂上前对三人进行盘问,三人误以为公安机关已经发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便如实向公安人员交代了冒充人民警察查车的事实。 

  对申某等三人的行为是否属于自首,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申某等三人的行为系自首,主要依据《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的解释》中第一条的规定,即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不能认定三人为自首,其理由基于以下两点:1、适用“仅因形迹可疑”的前提条件是司法机关尚未发现罪行,而本案中,被害人知道被骗后便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因此,本案的罪行已被公安机关发现,不符合该情形的适用条件;2、《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的意见》中规定,有关部门在其身上、随身携带的物品、驾乘的交通工具等处发现与犯罪有关的物品,不能认定为自首。因公安人员在盘问时,已发现三人所驾乘的涉案摩托车。综上两点,不应认定三人为自首。 

  笔者认为,对法律的解释和运用应当结合法律的立法本意和精神,如何解释“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现”、“发现与犯罪有关的物品”是解决本案是否构成自首的先决条件,也是处理意见的分歧所在。第一,如何认识“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现”,笔者认为应当结合《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的意见》中“关于‘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和‘不同种罪行’的具体认定”来进行处理,根据该规定,如果该罪行已被通缉,一般应以该司法机关是否在通缉令发布范围内的,应认定为还未掌握,在通缉令发布范围内,应视为已掌握;如果该罪行已录入全国公安信息网络在逃人员信息数据库,应视为已掌握。如果该罪行未被通缉、也未录入全国公安信息网络在逃人员信息数据库,应以该司法机关是否已实际掌握该罪行为标准。因此,司法解释中规定“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现”中的“司法机关”,指的是特定的司法机关,即应当为发现或知晓犯罪事实、犯罪人员的司法机关,而不是泛指所有的司法机关。因该案还未确定具体的犯罪嫌疑人,且情势紧急,故不存在已录入全国公安信息网络在逃人员系统,同时X县公安机关也未向邻县公安机关发布协查通报,所以Y县公安机关并未实际掌握三人的罪行,故符合“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现”。第二,对“发现与犯罪有关的物品”的理解,亦要结合立法本意和其他bet36体育在线进行解释。客观上,该摩托车确系本案中犯罪有关的物品,但仅凭该摩托车,Y县公安机关不能认定三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如果没有行为人的供述,Y县公安机关也无法将三人作进一步调查,更不用说启动立案侦查程序。因此,发现与犯罪有关的物品应当对“物品”有一个合理的界限。笔者认为,此处的“物品”可以称之为“犯罪嫌疑物”,对于“犯罪嫌疑物”可作如下简单分类:一是该物品系国家严格管制的物品,如枪支弹药、毒品等;二是该物品一般不应随身携带,若随身携带足以让人对其来源的合法性产生怀疑的,如变压器内的铜芯线、大宗贵重饰品、巨额现金等物;三是直接让人认识到该物品可能与案件有关,如带血的手套、人体组织等物。当司法人员在行为人身上发现上述物品时,即使行为人供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也不能认定为自首,因该物品可以认定行为人具有犯罪嫌疑,而不再是形迹可疑。 

  案例4:孙某等三人在A市预谋到省城实施抢劫,随后三人准备了刀具、手套、封口胶等作案工具,在火车站乘车欲前往省城时,巡逻的铁路民警发现孙某等三人形迹可疑,便对三人进行盘问,并从三人身上搜出作案工具刀具、手套等物,随后三人交代了准备到省城实施抢劫的犯罪事实。 

  孙某等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自首。有人认为三人的行为不构成自首,其理由为公安人员在孙某等人身上已经发现了与犯罪有关的物品,依法不能认定为自首。也有人认为三人的行为可以认定为自首,因为本案只是犯罪预备,没有具体的犯罪结果发生,若没有三人的自愿供述,司法机关不可能对本案进一步进行调查,至多以三人携带管制刀具而予以行政处罚,最终将达不到刑事追究的目的。 

  笔者认为,处理本案的焦点是如何区别“形迹可疑”与“犯罪嫌疑”,如果孙某等三人系形迹可疑,那么可以认定三人为自首。反之,则不能认定为自首。“形迹可疑”与“犯罪嫌疑”具有很多相似性,如嫌疑人在被查缉时具有被动性、司法人员的判断具有主观性等特点。但深入剖析会发现,二者的区别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其一,产生怀疑的依据不同。判断形迹可疑主要是基于行为的某些可疑表征,通常依据是常识、经验甚至是推测,该怀疑具有主观性、经验性;而犯罪嫌疑是在司法人员发现证据或线索后而进行的分析、推理的结果。其二,对证据的要求程度不同。形迹可疑不要求司法人员掌握证据和线索,而犯罪嫌疑必须是司法机关掌握了足以合理怀疑行为人实施了某种不法行为的证据和线索。其三,产生怀疑的内容不同。形迹可疑一般是司法人员怀疑行为人可能做了什么坏事,而犯罪嫌疑是指司法人员根据证据和线索的推理、分析,足以怀疑行为人实施了某种犯罪行为,所怀疑的内容更具有针对性。回到本案,孙某等三人携带刀具、手套、封口胶等物品被司法人员查缉,足以让司法人员怀疑三人可能实施了抢劫、绑架等犯罪行为,可以认定三人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另外,我们不能以犯罪预备为由而否认犯罪的存在。根据犯罪的形态,可将犯罪分为犯罪既遂、犯罪未遂和犯罪预备,实践中犯罪既遂与犯罪未遂的案件占了绝大部分,因此,可能会给人们造成犯罪既遂、犯罪未遂是司法机关直接能够发现的,而犯罪预备,司法机关则不容易发现。笔者认为不能将司法机关不容易发现等同于不能发现,犯罪未遂只是犯罪中的一种特殊形态,况且不能将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的概念予以混淆。对本案而言,三人系犯罪预备,依据《刑法》的规定,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三人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依法也可从轻处罚。综上,笔者认为对孙某三人不能认定为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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